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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不过到了徽宗年，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将苏轼定为大反派，下令将凡是苏轼的书画、文章等相关物品全部销毁，私藏者论罪导致赵昺在这里也断了片，搞不清两人的恩怨如何结局，今天听了两人还曾在一起喝酒吃鱼作诗，前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想着眼前几位都算是学有所成的大儒，也许会知晓些两人前时之事
“陛下，苏、王二人确实曾经交恶，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是毕竟以其文斗为主，时至晚年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经过反思之后皆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时争斗的主因，在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文天祥听了回答道
“文相所言不错在政见方面，王介甫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其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终使得苏轼被释放，免于一死”谢枋得言道，“而东坡先生对介甫的文章、学问及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他们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此二人从相互仇视到惺惺相惜可为佳话矣，这也才是所谓的君子之争！”几个人又说起了两人之间的轶事，表明他们已经和解，赵昺听了颇为感慨地道
“是啊，能在新、旧两党之争中，不畏个人荣辱、仕途而仗义执言着也仅此二人，正所谓庆历之后朝争无君子”文天祥将酒一饮而尽道
“文相少饮一些，勿要再说前朝之事！”谢翱听了吃了一惊，这打击面太大了，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