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