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
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
梁启超在一场演讲中评此书：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