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机会，买断了地方百姓的土地私产然后再重新分配下去，编订保甲，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等等
这固然是解决了土地不断向豪强集中的弊端，但也在法理上确认了，本地多数的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口，其主权都归明社所有，地方议会甚至无权管辖它们
而且他们也不敢啊！这个时代，皇权至上的观念早已深入骨髓昔日大宋在河北等地施行的“西城所”制度，这才废弃几年？地方议会又怎敢与明社“争利”？
尤其在这两年快速发展后，本着开发便捷、成本控制的思路，地方官府总是避开那些有自己地契的私人田宅，优先选在征用成本更低、操作流程更快的明社产业上开发项目
于是一个让安宁目瞪口呆的趋势就是：
“城乡二元化”这种后世让他深恶痛绝的不公平现象，开始在海州特区大规模地发生了那些拥有私产的人家，逐渐被排斥在海州发展的收益之外，日趋没落，沦为新的社会底层
其三是在一些县乡级别的议会中，议员们既然转而奉承地方官吏，那么地方官吏也要投桃换李，给这些议员们的家族发展开些小口子
这样一来，乡绅豪强家族开始发力为了避开“五户为伍”的家族切割，一些势力较大的家族开始有意识地把“宗祠”变成执行家法的场所
他们试图利用家族的团伙势力，绑架那些有离散倾向的家族成员，许多平民百姓的安全已经开始遭到威胁
而且因为这些乡绅恶势力的逐渐成长，他们不可避免地伸出触角，逐渐开始掌控一些地方的议会、刑狱系统，使受到冤屈的百姓无处说理
安宁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治政失误，并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科举利弊科举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制度
它能把天下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起来，然后再合理地分配下去科举的弊端在于它的选材方法及选材方向出了问题，而非科举本身
其实在安宁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前，吕子曰就在不动声色地开始修补这些漏洞了，他的办法很简单：
既然明社在每个地方上都拥有不菲的私产，那么从法理上讲，明社就有权向这些产业派驻更多的“管事人员”
于是，早在靖康元年的时候，明社就开始把大批网罗来的人才，以“明社管事人员”的身份派驻各地监督、管理“明社资产”
这些“管事人员”拥有对明社资产的监督、管理权力，别说地方议会、豪强了，甚至地方官吏都要被逐渐架空
因为很多地方，在剔除了“明社资产”之后，其他资源所剩无几
吕子曰的“政策修正”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大加强了明社对于各地方的控制，使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进一步加速提升，但也更加促进了“地方城乡二元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