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用屈原作为榜样，告诉同学们写诗要传达百姓的心声，而茅盾先生也说，文学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他们的话都让牟光坦陷入深深的思索。
战争改变了一切，甚至西南联大都是战争的产物，早就不是什么所谓的“象牙塔”。经过长沙、蒙自、昆明这一路的迁移，牟光坦看到了饥馑、贫穷给国民带来的堕落和麻木。他不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他觉得如今再玩些吟风弄月、阳春白雪的文字游戏的确是有些可笑，可他也看过很多为抗战服务的急就章之作，其立场是坚定的，声量是震耳欲聋的，然而情感却是空洞的，技巧更是粗糙的，那种简单化、公式化、口号化的创作在牟光坦看来，的确发挥了它宣传抗日的功用，但很难称之为“文学”。
牟光坦从来没有从他所身处的世界置身事外，因为战争早已把残酷的现实强行地推到了他的面前。无论是西方的拜伦和雪莱，还是国内后期的“新月派”，浪漫主义诗歌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和沉醉于个人情感的恣意抒发在牟光坦看来早已不合时宜。正是因为牟光坦时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自觉，才会痛苦地舍弃了他曾心爱的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他一直在寻求着可以重新击中他灵魂的诗句，他希望人们在他的诗中能看到真实的世界，也能看到诗人真实的内心。
痛苦的寻觅让牟光坦一直处在一种难以忽略的阵痛之中，这几乎让他想要放弃诗歌了。然而每每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牟光坦就会回忆起蒙自的那个星夜，那个跟燕卜荪先生在老城墙上谈诗的夜晚，正是那个夜晚的促膝长谈，让牟光坦坚定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念。
针对“写不写”的纠结，在蒙自燕卜荪借着三分醉意告诉了牟光坦他的答案，然而牟光坦没想到的是，让他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诗句、告诉他“怎么写”的人，依旧是燕卜荪先生。
虽然在长沙和蒙自的时候，燕卜荪就已经开了“英诗选读”这门课程，但教学内容一直没有涉及现代英诗，到了昆明之后，燕卜荪开始给同学们讲西方现代派的诗歌，叶芝、艾略特、奥登、狄兰托马斯一个个现代派大师的名字一下子涌入了同学们的视野。
燕卜荪先生几乎是不会说中文的，授课以全英文为主，他一口纯正的牛津音，说得又快又不清楚，好在他站到讲台上往往二话不说先写他一黑板，方便同学们课后理解和查阅。
为了学好英文，牟光坦下了很多苦功，步行团行军途中，他把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英汉模范字典从头背到尾，常年的积累给牟光坦打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