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前夕的人参价格已经暴涨至15-20两)，所以每年交易额就高达十几万两甚至二十多万两，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女真人来说，其中的利润如何可想而知
可以说，人参贸易不仅是女真人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更是努尔哈赤实力扩大的重要经济支柱换句话说，此时的高务实只要扼死人参贸易，努尔哈赤的实力就要大跌，甚至出现内部纷乱，那也是没准的
这种时候，努尔哈赤岂敢挑衅高务实的权威？
因此高务实在送走吴兑之后就直接在兵部写了信，派人走京华自家的渠道送去辽东，直接交到努尔哈赤手里了他相信以努尔哈赤在原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水平，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关键，不会做傻事
你不是要韬光养晦积累实力么？可以，那你就继续老老实实呆着，现在这几年别跳出来给我惹事至于几年后，到底是你养出的力气更大，还是我搞定了辽东最大的威胁图们汗后回头来找你算账，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高务实本人对于人参的药性其实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记得后世的现代医学分析人参的成分后得出的结论是“与胡萝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参的逐渐神话过程他也很清楚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谈不上神妙无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参就忽然变得厉害起来了，成了“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荣登“神药”地位
方才曾说，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就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早年间，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药材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就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苏轼而言，人参就和干枣一样，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当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梦溪笔谈》里就有记载，说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