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张献忠并未能攻占、长期占领襄阳，只是派出了一些死士渗透入城刺杀。
这些人都不穿甲胄，兵器也是另外偷藏进城的。让朝廷大军负责排查这些刺客，属实有些为难。所谓术业有专攻，出了这种事儿，应该是王府护卫和地方典史、衙役捕快的罪责。
如果是发现了流贼渗透后、一刀一枪正面搏杀打不过流贼死士，导致城池陷落，那才是守军将士和督师督抚之责。”
崇祯原本其实也不太想严惩杨嗣昌，因为他已经通篇细读过了沈树人的奏请，看明白其中“张献忠谋害藩王，就是想陷害督抚、利用大明律法的空子让朝廷自毁长城”。
既然如此，崇祯也不傻，不能中了张献忠的计。
因此，只要皇帝不丢脸，有台阶下，就可以不杀杨嗣昌，最多只是训诫降职、降低待遇、罚俸，但是依然管原来的事儿。
待遇可以降，权力不能随便变，不能破坏剿贼大业。就像诸葛亮街亭兵败、贬官三级，虽然挂右将军的头衔，管的还是原来的事儿。
崇祯对沈迅试探再三，见对方言辞恳切，有了台阶，这事儿也就暂时揭过。
然后他又召见了如今还只是兵部侍郎的陈新甲，也问了一番，陈新甲的意见也差不多，崇祯就决定等几天、风头过了再慢慢下论断。
（注：历史上陈新甲这时候已经是兵部尚书了，杨嗣昌都死了小半年了。但因为蝴蝶效应，设定陈新甲现在还是侍郎，要过一阵子才正式升尚书。）
……
然而，崇祯没想到的是，大明朝到了这节骨眼上，党同伐异互相攻讦的破事儿永远不会少。
杨嗣昌走之前，把兵科的给事中都安排成自己人，但他不可能把六科的给事中，以及全部的科道言官，都安排成自己人。
杨嗣昌一派跟东林之间也有不少恩怨纠葛，所以很快就有一些不负责兵事的言官，也开始抨击杨嗣昌，外加不服“襄王贵王之死是刺杀”的定性。
也反对朝廷明确解释相关律令、明确“失地陷藩”的时间尺度。觉得“暂时被刺客渗透扰乱某座城池数日、就被朝廷大军赶回平贼”的情况，也该继续算“失地”。
“失地”怎么可以因为是被偷袭、是临时不差，时间短，就不算失地呢？一天都不行！
东林“众正”从来都是丝毫不允许有道德瑕疵的，原则问题哪能给个宽限期？
上书抨击得最狠的，是两名给事中方士亮、马嘉植——说来也巧，这俩人正好是历史上一年后弹劾弄死陈新甲的。
不过仔细想想也正常，陈新甲算是杨嗣昌的余党，那些历史上跟陈新甲不死不休的东林众正，自然也会是此刻最想给杨嗣昌上眼药的。
方士亮、马嘉植拼命拱火浇油，渲染“现在外面士林清议都在耻笑陛下执法不严，不能驾驭地方督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