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继承了秦制，却并没有考虑到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而是机械的照搬，导致操作上已变为优先满足军功大贵族，对比一下汉初的授田标准，与秦大良造对等的汉大上造有八十六顷田，而秦国最高爵位的大良造最多也只能在基础授田上再增加十七顷田。
不过，秦制从第九级五大夫开始会得到三百家税邑，立功之后会再增加三百家税邑。爵位越高获得的税邑越多，但得到的授田还是不多。即使到了秦朝，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彻侯、关内侯虽能得到数量巨大的税邑，但直接掌握的田产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这就可以看出汉制背离了秦代军功制的初衷，从而也导致军功爵走向了它原本的反面，直至消亡。如此可见好的制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也存在如‘南橘北枳’般水土不服的问题，并不能机械的照搬，而是应做出调整和改良。
因此当赵昺借着全军换装火器，重新组建新军的契机进行军事制度改革。而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重文抑武’的遗风仍旧顽固，导致武人政治地位低下，而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却是要复国，需要武人效命；另外他清楚在农耕经济为主的时代，土地问题依旧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再有要避免出现矫枉过正，不能出现武人当道的畸形政权。
首先赵昺对宋绍兴年间武职官阶进行一番清理，将六十阶改为二十二阶，品级与文官相对应。同时厘清了名目繁多的等级，如横班、诸司使、使臣三等；横班正使、诸司正使、横班副使、诸司副使、大使臣、小使臣、无品尉勇等名目，重新确定了官名和等级。
按照品级将军官高、中、低阶，分成三等、九品、十八阶，剔除了一些官名，又把过去只作为荣誉衔和寄禄官的称呼引入，相当于现代的军衔。一至三品为高级军官，分称柱国将军、辅国将军和镇国将军，以上、下来区别正贰；四至六品为中级军官，分称郎将、正将和副将，前缀加军兵种名称，以左、右区别正贰；七至九品为基层军官，分称都尉、校尉和副尉，以左、右区分正贰。兵卒则分为四等四阶，名称也很现代，分称上士、中士和下士列兵。
这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的军衔，作为论功晋阶的基础，并可以衔阶作为发放薪俸和享受待遇的依据，改变了过去一律以实职作为发放薪俸的规矩。如此就解决了立了功却无法晋职，也难以享受相匹配待遇的缺陷，使有军功者得以安心。
当然军衔的高低只作为享受待遇的依据，与实职是相互不干扰，并不能获得权力。但可以作为优先晋职的条件，在战时可以自动以军衔高者临时代理伤亡主官。且因为和品级相对应，在转资文官时得到对等的官阶。
而在论功上，赵昺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