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为卿监侍从执政，资课者
这种转迁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择贤而任的作用，使得贤愚不分，升官要靠论资排辈，而官职的变动往往是与待遇相勾连的吏员由于升职困难，提高待遇无望，而按规定吏员的薪俸很低，甚至地方上有的吏员纯属义务劳动没有工资，拿什么养家，胥吏们自然工作消极，不得不靠敲诈勒索、贪污公帑过活
如此看来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也许有人不明白，一国政府为什么要逼人作恶？其实说到底赵昺觉得根子还在皇帝身上要知道皇帝最怕的是有人抢了他的权力，可天下太大，一个人怎么也玩不过来，只能把权力转移到法规、制度之上，并且一环套一环地互相牵制
结果就是天子的权力没有交给大臣们，也就是“官”，而是交给了执行法规、制度的胥吏身上胥吏就是帝国的“治民事”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者或者说人格化表现，他们的得势，在于皇帝对于地方治权的全面收夺，“治民心”的官们也是皇帝防备的对象千百年来也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直至现代仍然没有能够完成
赵昺自知也没那么个本事，可无论如何胥吏阶层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他以为还得从制度上来想办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又能保证各方利益的规章
在历代的律法构建中，赵昺觉得唐朝最值得学习虽然自唐太宗以来时有政变不时发生，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气象，直至迎来开元盛世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确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在唐代也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德行而所谓官德，并不是简单的品德培养，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
从唐太宗开始，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并认为德行影响吏治、吏治关系王朝兴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从唐代的实例来看，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后，白居易还说：“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这种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
《唐律》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标准如何、违反规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处分都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有规章自然就要有监督，唐朝建立起了垂直有效的监察制度，御史台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且朝廷对御史选任非常重视，其有权直接弹劾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长官在内各级官员，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无须向地方长官通报
此外唐代制定了严格的审计制度——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