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决策层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无论是面对国内过高过急的工作要求和部分人士的无端责难，还是面对美国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冷漠和国务院某些官员的搪塞敷衍，胡适始终抱着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坚定信心，锲而不舍地开展各项具体外交工作如果说忠于祖国、为国效力是驻外大使的基本义务，而胡适即使是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仍然尽职尽责做好工作，则实属难能可贵
胡适在给夫人的信中谈到担任大使的感受时说，“我现在过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体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过的”
物质上和身体上的苦，正如他在1938年给夫人的信中所言：“我到此已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10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
但对于胡适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在国内当教授时，胡适“从不拜客，从不回拜客，从不请客”，更不用屈躬求人，上下解释，但现在为了苦难深重的祖国，身负国民政府的殷切期盼，不得不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面对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淡漠而多方应酬尽管自己心力交瘁，但很难得到急功近利的蒋介石政府的理解，还不时受到宋子文等人的处处排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胡适曾经自嘲“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既表明了自己在工作困境中的无奈心情，也反映了他服从大局、义无返顾的责任意识
不过，这个“过河卒子”，很得美国舆情的支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又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而日本对此却表现出惊骇的态度，以至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外交人员，派出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以共同对付胡适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冈洋右的英语，可谓一流，其演说可与胡适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