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调度”，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演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在香.港的一次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场波折。
1月6日，胡适在华侨教育会向200多位华文学校的教员作了《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其大意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胡适在演讲后半段提到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胡适对此进行了比较客气的批评。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来麻烦，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很快，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但胡适第一次来广州便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是心有不甘。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
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