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也没有见过胡适的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听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拨言词，便率尔兴师问罪接读了胡适的信，他怎么能答复?只好推给秘书处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员随从秘书处”的代答，颇为滑稽一方面承认胡汉民是听“友人”说的，不是自己“见到”；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了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他态度
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
胡适离开上海，本意也想为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的同仁们减轻压力，但同样事与愿违他离开，《新月》杂志仍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甚至遭拘捕
罗隆基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第3卷3期上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和胡适一起谈人权的事的秋后算账
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便极力为罗隆基和《新月》的事奔走胡适本不愿与国民党上层打交道，但为了罗隆基和《新月》，不得不破例bq46点cc1月18日，他托人带《新月》杂志两份，送给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同时给陈布雷写了信
信中言道：“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2卷4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