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8章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据罗家伦的《国父年谱初稿》，孙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医束手，他的家属和从人推李石曾专赴天津找回胡适，由胡适劝说先生试服中医所开药剂虽然最终无效，这事却表明晚年孙中山对胡适颇为尊重或许因此缘故，胡适一再作文，借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论，反对国民党当局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起初还能得到蒋政府的容忍
无论如何，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下，能听到不同意见，能存在反对的声音，还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当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追述历史证明孙中山《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及“恶影响”，蒋介石们便难以忍受了胡适说：“自从‘民国’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行过”“故十几年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法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法，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拨乱时期之过也”胡适的结论是：“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当时还有来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适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将蒋介石连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彻底否定比较起来，胡适的批评，无非说训政缺乏合法性而所谓“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并没有击中国民党“独裁”的要害因为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策划下进行的此人在孙中山死后，仍做国民党政府高等顾问，直到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前被武汉的汪精卫当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已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胡适批评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既然承认训政需要“法治基础”，却连起码的“约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责他们刚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却旋即从国民党政府主.席到省市党部头目便随意破坏由于胡适的舆论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而他又与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及其左派同路人不同被视为敌人的人的反对，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胡适是不同的，至少属于中间势力，这让国民党政府如何受得了，显然也更可怕因而蒋介石们对胡适们的批评，犹如芒刺在背，已无法容忍
当时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几个省市的党部，呈请政府“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