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何况爱国，对于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其实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反动的殊不知，那些狂热鼓吹对别国进行侵略的人，挂在嘴上的也往往是“爱国”和这些人相比，胡适的“世界主义”要高尚的多不要忘了，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因为写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胡适不爱国吗？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同时，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支那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其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
读了这篇文章，胡适很愤怒，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威尔逊的话：“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支那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
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
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