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力派的支持，自然也就很快失败
反过来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很多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的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官场中人，都知道当家不易，管事很难，把事管好更难相反，一些革命党人，一朝大权在手，便忘乎所以以为有权真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乱搞一气；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权而很快腐化堕落
很多人抱怨，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
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