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逃人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明朝末年清军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俘获了大批汉民，他们被分赏给旗下充当奴仆。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康熙帝也说：“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不少是在战争中被掠为奴的汉人，思家心切，盼望有朝一日能挣脱枷锁，同家乡亲人团聚。于是，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在清前期华北等地愈演愈烈。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在谕兵部时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洲各级人等的“生计”。清廷为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雷厉风行地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无数灾难，民间骚动不安，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史料记载：“国初最重逃人。逃人，旗下逃避四方者也。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荡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故获解逃人，必有无数无辜者受其累。凡地方获逃人，先解典史录供，然后解县。县官视逃人如长上，不敢稍加呵叱；惟严讯株连之人，夹者夹，桚者桚，监禁者监禁。逃人亦暂寄监，奉之惟恐不至。蠹吏狱卒，更导之扳害殷实有家者，于中攫取货财。逃人高坐狱中，而破家者不知其几矣。”
三、颁行“投充法”
1645年春，摄政王多尔衮颁布投充法。规定：第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投充法造成的结果是：满洲贵族才不管这些汉人是否是贫民呢，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去任意逼迫汉人为奴。因此，任意逼迫汉人为奴的现象也随之日渐严重。凡在京城三百里内外，八旗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汉人逼勒投充，特别是各色工匠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安，唯思逃窜。此举在各地汉族人民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激化了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清初为害最烈的当属圈地、投充法、逃人法这三大弊政。
四、颁行“剃令”
清初布的强迫汉人依从满族习俗剃的命令。满洲习俗，男子均将顶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分成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于脑后，名为辫子，或称辫。四周剃去的头，除为父母守丧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