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生产力也使得繁衍人口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严格地限制妇女改嫁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崩坏净尽，同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则出现了各派学说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主张限制丧偶妇女再嫁的只是一般的学说，没有什么普遍性的约束力同时，这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⑤]，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当然，丧偶妇女的再婚是有一定限制的，即必须为丈夫服满丧期，必须遵守社会习惯中对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等等
二、秦汉时代–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秦始皇“会稽刻石”的一句“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千百年来被看作是限制有子孀妇再嫁的规范，经现代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并非限制丧偶妇女，而是对未婚先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