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舟叹了口气，“每年儿童走失案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大部分都是找不回来的，只能靠采集血样和dna，等以后有人举报可疑的乞讨儿童或是抓住贩卖人口团伙的时候拿着这些记录去碰碰运气。这些走失的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很难界定情况，通常是一线警力负责立案调查，一般到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下面报上来的年终记录，只要数据看起来不离谱，谁也不会注意太多。”
“但经办过莲花山旧案的老刑警们前些年还在任吧？其中万一有一两个像你师父一样，对那起案子念念不忘，恐怕早就发现问题了――除非那之后的案子都缺少了关键的环节。”费渡的反应快得让人有些害怕，“是后续折磨受害人父母的部分，对吧？”
骆闻舟没吭声，把薄荷糖嚼碎了。
“假设有这么一个团伙，利用无害的小女孩去接近目标，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了那些女孩，我想他们应该是不愿意引人注目的，”费渡说，“给受害人家里打骚扰电话的行为太‘个人’了，不符合‘团体’的利益，‘团体’要的是十岁出头的小女孩，打骚扰电话的人要的却是折磨女孩的父母。这听起来像‘诱饵’失控了。”
二十年前的苏筱岚，二十年后的苏落盏。
凭什么人人都有的东西，只有我没有？父母、家庭、所有我没有的东西，我都要毁掉它们。
郭恒接到的电话是从荒郊野外的垃圾站打来的，通往那里唯一一条路上有收费站，经过反复排查，打电话的人显然并没有从收费站经过，而是绕道国道后，突然把车停在路边，带着被绑架的郭菲爬了一个大斜坡，打了那通电话
这件事乍一听有诸多的不合逻辑，只是郭恒派出了不可能后牵强附会的猜测，所以当时调查莲花山一案的警察并没有采纳。
电话里的女孩没有说话，只是在惨叫，铅笔盒里的铃铛声让郭菲的家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尖叫声就是郭菲发出的，但……如果电话里的女孩根本不是郭菲呢？
如果当时郭菲已经遇害，凶手开车载着他的小小帮凶，开车行走在荒郊野外，寻找一个可以处理尸体的好地方，期间女孩突然承受不住心理压力而爆发，跑下了凶手的车。
骆闻舟轻轻地闭了一下眼，想象当时那扭曲的小帮凶心里是怎么想的……恐惧？恶心？难以置信？是否还充满了扭曲的嫉妒与憎恨？
他发现自己全然无从想象。
就像很多从小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叫他们去凭空臆测如果战火突然烧到自己家门口怎么办，浮现在大多数人脑子里的，总是“我应该收拾什么细软”“怎样和亲朋好友在一起”“怎么保证自己逃难途中的基本生活所需”等等类似“野外生存大挑战”的计划。
骆闻舟作为一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