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燮这个孝子做得十分到位。他在翰林院里又要修实录、又要拟诏敕、又要吃又要做经筵展书官,夙兴夜寐地苦干之余,还为狱中的老父写了数十篇诗词文章，逮着个机会就要抒发一下愁绪。
李老师看到他那堆不是很有诗味、感情也不是很浓烈的诗,已是十分满足,私底下跟刘健刘学士夸耀他纯孝：“想当初我以师长之尊命他写几首诗,他都想尽法子拖着耗着，应制诗都得我替他一改再改。如今竟因思父心切,情思勃发,写了这许多诗”
写的诗是够多，可是“情思勃发”是哪儿看出来的？这诗不都是勉强凑韵之作么？他以前写的还能比这更差？
诗名冠天下的李东阳竟夸耀起了这等水准的拙诗,刘健心里无论如何不敢苟同。想来想去也只能归结于他做老师的,看徒弟诗文的标准放低了。
他对这些诗文实在夸无可夸,便挑了个能夸下嘴的地方：“和衷确实纯孝可嘉。亏得他早早把帐簿、赃物都送到镇抚司，让锦衣卫早早结案，也省了那位老先生一趟趟提堂审问，平白受刑讯之苦。”
崔榷在诏狱中,确实托这儿子的福,过得不错。因他家早早交了赃银,这半年来他不用提堂审讯、不用在追比赃银时捱刑，只需在干干净净的诏狱牢房里待着，还有儿子求人送信送物进去，这牢坐得相当不错了。不过如今监察御史又带了当地证物证词回来，贪贿案证据确凿，他坐牢的日子已满,该判刑了。
镇抚使谢瑛审断严明，不容私情，虽与崔燮交好多年，判案时还是冷峻地在卷宗上写下了“杂犯死罪”四字。
奏疏呈到天子手中，弘治天子想起对崔燮的承诺，御笔朱批，许他家赎铜免死，待所有赃物清缴后，再回去做官。
然而圣旨到了中枢，便遭首辅刘吉封驳回来。
刘大人又恢复了新朝以来遇谁怼谁，战斗在进谏第一线的风格，上本劝皇帝不可因宠爱东宫故识而赦其父之罪。崔榷在云南骚扰百姓、土官，有乱边境安宁之患，先因职务之使索财，又纵家人放印子钱取利，公私两罪并犯，罪该不赦，岂宜简简单单退了赃款便叫他回朝为官？
若他还做出这样的事，挑起边民之乱，岂不要乱百姓生计，坏天子圣明？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不能赦！
弘治天子与乃父不同，是个好诤臣、善纳谏的皇帝，不仅不嫌他忤逆上意，反而虚心接纳了他的谏言。再传旨时，旨意上便将先前的赎罪补原职改了一下，改成徒四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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