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从现实逻辑上看，邱与可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我国，收得不能说是少，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却还不堵车很显然，堵车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
“我们不讨论堵车的原因，只分析根据邱与可的理论能不能导出邱与可的收费结果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规定驾车违法就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显然这个方法并不可取，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邱与可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根据他的择优分配的原理，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减少对汽车的消费，路自然就通了，同样的，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
“然而，在这个个案中，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成本都将明显上涨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果有量的分析，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根本得不出邱与可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也就是说，邱与可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
“邱与可给堵车开的药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医治疗驼背，两块木板一夹，压上巨石，背直了，可人死了还有，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在收了养路费后，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公义和公理，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坦率地讲，邱与可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显得异常滑稽”
“邱与可的思维模式，是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的，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但邱与可做不到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说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下场只会更坏”
“我个人感觉，这几年媒体正逐渐将邱与可往二傻子的方向驱赶，采访中特意让邱与可说些不着三四的话，然后热炒，使其出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