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上旬，初夏时节，文德殿，官家回銮东京后的第一次大朝议，秩序混乱。
而这种混乱来源主要在于三处：
一处是在缺乏东南钱粮转运的情况下，很多原本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全都难以展开，大家不免抱怨。
另一处，则是关中的混沌，在陕北根本无法反攻的情况下，关于如何处置曲端、王燮、王庶这三人的争论已经到了一种极致……
王庶是个立场没有任何问题的主战派文臣，是宇文虚中进入关中前绝对的文官首领，也是大宋在彼处的代表，此番更是亲率大军迎战金军，但却一败涂地，丧师丢地；
而王燮盗匪或者说义军出身，之前闻风而走，这一次却听命上前作战，只是也一败涂地而已，而且一败之后居然从陕北一路逃到凤翔，显然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只是这个废物表面上还算听话；
至于曲端，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人，他的傲慢，他的跋扈，已经成为了整个朝廷上下的共识，这一战中他首先以必败为理由拒绝了正经上司王庶的征召，然后完全没有参战，可是他却在战败后王庶全军覆没、王燮逃走后，以一己之力维持住了防线，将金军攻势局限在了陕北，使得完颜娄室没有能够趁势扩大战果，并最终等来了中原挞懒的北走……换言之，现在看来他似乎才是那个掌握了真理，被所有人误解的人。
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上上下下争论不休，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三人了。
而前两事还好，多少还是就事论事，真正让局面失控的，却毫无疑问是文臣武将们对刘豫称帝的剧烈反应。
偏偏相对而言，坐在御座上的赵官家又实在是淡漠的有些过了分。
说实话，看着殿上一个个明知道自己态度却还义愤填膺的臣子们，赵官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神游天外了起来，他只是不停思索，眼下的局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问题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之前在南阳那么窘迫，却没有眼下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而等到现在，豁出命来换取了一番胜利，让国家最起码从表面上看起来有了一点国家的样子，却反而觉得事情变得一团糟呢？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知不觉，自己都做了近两年的赵宋皇帝了，从一开始想跑、想跳井自杀‘归位’，到眼下疑虑自己不能掌控局面，只能说，时间真的是一把杀猪刀了。
可这么一想，不说与南阳相比，只和两年前相对，眼下的局势又到底差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