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法国科学院在天文学上的获奖论文是《基于数学原理的宇宙星云说》；大顺这边天文学的获奖论文是《论非理想状态下的行星受摄运动的轨道方程公式——由月球轨道运行受地球形状与其余大行星和太阳引力影响下的轨道长期差问题、和航海年历导航下月球轨道计算精度问题所引出的思考》。
相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
此时的社会科学，则像是一个婴儿。
或者说，这是一战结束、刘玉跑路之后二三十年的一个世界背景：
数学和理科，已经在开始讨论星云说、三体问题、解决微积分逻辑危机了。
社会科学，才刚刚呱呱坠地，甚至刚开始哭唧几声。
技术制造和应用，则是工匠、手工业者，爆锤专业科学家。从当初的经度法问题上，钟表匠战胜了加利略牛顿欧拉；到纺纱机，没学过理科数学也不懂微积分的工匠搓出来的纺纱机，对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影响竟似乎暂时看起来比那些都已经在考虑级数收敛性的科学院成员要直接且大得多。
这也是世界背景的一部分。
或者说，这也是此时的一种社会现实。
这种社会现实、社会存在，自然会催生出一种符合这种现状的一些思考，或者说一些在这个时代可能具备“显学”资质的意识。
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
首先：
基础科学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对宇宙都已开始思考、太阳系的行星运动已经基本被理论解释清楚，让很多人普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尤其是刘玉搞得一些“先知式的科学结论”，比如生物学、化学这些东西的，更是以一种远超原本历史这个时代的速度发展着。最起码的豌豆故事，历史上要到1900年才开始真正具备影响力；而此时，刘玉不是那个人微言轻的孟德尔，也没有“点背”到遇到《物种起源》这种在基督教世界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和大量关注的事对冲导致关注度不够，自然很快全面铺开了影响。
再比如植物生长的化肥问题，以及空气中氮气问题，以及电学的起步等等、等等。
故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普遍相信：人类，将来会更好。
会把这些走在应用前面的理论科学，用在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上。
也即，从纯粹技术的角度看：未来是美好的，更好的、更富庶的、可以吃饱穿暖的。
这种纯技术的观点，甚至影响了大顺的前皇帝，比如他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想法，就是这种背景下纯技术观点的一种体现。
其次：
技术、机械等，此时，还不到必须要大量资本集中研发才能突破或者成功的阶段。
相反，钟表匠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航海术的航海钟；纺织工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纺织业的纺车；法国工匠，也能搓出来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