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而是为了防止小农在时代浪潮中破产无以为生导致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反动。
变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等到工商业发展到足以容纳每年百万级别的破产人口的时候，再把井田一脚踢开。
这就是纯粹的道路分歧。
以儒学的意识形态而言，井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就像是一条奔流的大河，儒学的意识形态，就像是“三代之治说，河不对，应该是一片大湖”，于是筑坝堵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而刘钰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则是认为，把下游好好疏浚一下，让河奔流入海。但是，如同母亲河一样，大顺的特殊性，使得这条河太狂躁了，水流太大，不先把它筑坝堵起来，下面没法疏浚。所以筑坝是手段，目的是疏浚下游，确保下游能容纳足够的洪水之后，再把坝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之后，华夏被儒学浸润导致很多人本能地亲近、出自文化本能地理解。但在完成筑坝那一步同路之后，原来的同路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不是一个人能办成的，需要一群人、数百万拥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群体，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规划。
现在肯定是不现实的。
既然不现实，那刘钰宁可发洪水，也绝对反对筑坝，搞反动。
皇帝的担心，是从大顺王朝的稳定性考虑的。
小农经济越稳定，王朝也就越稳定。
对皇帝而言，对外扩张，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搞钱。搞钱，是为了让王朝更稳定。
但刘钰骨子里就对王朝稳定没有丝毫兴趣，尤其是以小农经济稳固为基石的王朝稳定性，不但没兴趣，其实一直在挖坟来埋大顺。
但这个坟地，不是这么好挖的。
而且皇帝现在担心的这个问题，看似只是担心具体细节，实则本质上还是对工商业发展的隐忧在作祟。
这种隐忧的根源，源于土地的私有买卖合法。
商人越富、越有钱、赚钱越快，皇帝就越担心，大量的工商业的钱用来买地，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加剧。
而大量的资本用来买地的担忧，又源于土地收益率太高。
大顺的地价奇葩的低、地租奇葩的高，都导致了买地的收益率实在是太高了。
既然商人逐利，那么，明显的，钱会往买地上流动。不只是皇帝担心的这一年几百万漕米的买扑钱，还包括任何工商业从业者。
皇帝不是站在古典的“大家都是做生意了谁来种地”的角度考虑的，而是纯粹站在“商人这么有钱买地兼并怎么办”的角度考虑的。
除非，土地不能买卖，使得钱除了流向工商业之外，没有别的钱生钱的途径。否则，这种事是很难禁止的。
去和商人讲道理：哎呀，不要囤地造成兼并，应该把钱投入工业，只有发展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