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百家，道法儒墨，皆言上古之治。只是，天朝的问题，在于怎么走到那三代之治、大同之世。”
说罢，笑吟吟地看着刘钰，小声道：“我素知公子有变法之志。然有一句话，公子需得谨记。”
“仲贤请讲。”
“天朝不能讲化外之好，万万不能讲。只可托古言志，万不可学这伏尔泰，借外言内。天朝自有国情在此，此大忌也，不但无利，反而大害。除非天朝以至死而求生、外部压迫事事胜于的地步，否则不可借化外之说而行变革之事。”
这一点刘钰也琢磨过，闻言郑重点头道：“仲贤言之有理。但托古改制亦大忌也。我本欲求诸先生，奈何先生也难成一家之言。”
康不怠苦笑道：“公子，非是我不作为，实在是……实在是若以托古，则这一家之言，可道、可法、可墨，唯独找不到儒之路。这里不是倭国，就倭国打着儒家之名而言刑名法墨之事，在这里一眼就能分得出。”
刘钰也是苦笑道：“这么难吗？”
“不是难。而是法、墨、黄老之言，如今只留只言片语，言不过数万。借题发挥、断章取义，自是容易编造。一如公子言法兰西国之重农学派，只一句‘道法自然’，我虽不才，也能编按公子的意思，造出一整套体系。”
“再比如公子给倭国用的绝户计，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一句话借题发挥，就能搞出公子所要的绝户之法。”
“可儒家义已成型，千言万语，实在不好借题发挥、断章取义。如今本朝破而不立，谁都想当正统，那么必然谁的话都要被挑毛病，以儒家之义挑，总能挑出来。”
康不怠想了一下，给刘钰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本朝之永嘉永康学派，讲功利。墨家遗经，亦讲功利。但，同样是功利，究其内核，一眼可知儒、墨。倭人儒生都分的清楚，本朝却怎么可能分不清楚？”
“王荆公那一套，谁都知道乃管仲法家之术。可公子也要明白，是王荆公成了宰执，而定荆公新学；却不是因为荆公新学，儒生皆服，而成宰执。”
“他都成宰执了，他说他那是源于《周礼》、《诗经》、《尚书》的儒家大义，谁能说不是？毕竟，有三舍取士之法配合，使一思想，不认的当不了官。”
“但自明以来，与宋已然不同。宋之宰相，或可定天下之大义。但如今本朝，除非皇帝说：大义就是如此，不这么解的不能当官。否则，实难。”
说到这，他用极其微小的声音问刘钰道：“公子可认可那法兰西人伏尔泰之义？”
刘钰没有回答，康不怠又小声道：“除非皇帝说，义即如此，所以皇帝之权必要至高无上才能君言即法；而皇帝若君言即法，又怎么可能立宪而约君？此悖论尔。”
“吾素闻法兰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