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带来的不仅仅是治安问题这么简单，他们带给后唐王朝的最大威胁是与契丹人的勾结。拓跋李氏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原王朝的脑残粉，即便是在“黄巢之乱”时，也是扮演着雇佣兵的角色，有钱就是爹。利益永远高于一切，向中原王朝的称臣只是一时权宜之计。而随着中原王朝的日渐衰落和契丹的日益壮大，夏州定难军的政治立场也越来越摇摆，对待后唐的态度明显不如对待后梁。特别是契丹的几次西征，让党项人吃够了苦头，也让他们刷新了对契丹和中原的认知。夏州的这种态度转变，引起了后唐王朝的极大警觉和恐慌，如果夏州定难军与契丹狼狈为奸，将会对中原王朝形成可怕的钳形攻势，从东北到西北，像一把悬在后唐头上的大刀阔斧，这让李嗣源寝食难安。西部诸藩也时常打小报告，说夏州李仁福暗通契丹。如今，好消息传来，李仁福病逝，部将推戴其子李彝超袭位。于是，李嗣源用“移镇”来套路李彝超，任命李彝超为延州彰武军留后，同时任命延州彰武军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定难军留后，并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五万大军，以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护送安从进赴任夏州。名为武装护送，实为强行接管。李彝超上疏陈情，大意是说蒙圣恩任命延州留后，我深感荣幸，也非常愿意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但是——我们家族治理夏州很久啦，而且一直颇有善政，人民群众、三军将士都非常拥戴我，舍不得让我走，非得让我留下，盛情难却呀，组织上要不要再考虑考虑，让我留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吧。少来这套！李嗣源认为夏州贫瘠偏远，实力不强，且李彝超年少无能，又是新袭父位，统治基础不牢，正是武力剿灭的好机会，于是写了一封颇具威胁语气的话，态度强硬地回绝了李彝超的请求，命令他立刻移镇。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李嗣源当然要把移镇的理由说得冠冕堂皇一些，于是李嗣源向夏州人民解释道：夏州穷困而偏远，李彝超年少，不能有效应对外族的入侵，所以才让他去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是组织上对他的照顾和爱惜。在诏书的后半段，李嗣源举眼前的例子陈说利害：“从命则有李从曮、高允韬富贵之福，违命则有王都、李匡宾覆族之祸。”李从曮，即李茂贞之子李继曮，主动献出凤翔后，仍在后唐享有节度使之职，享受着荣华富贵；高允韬，高万兴之子，高万兴原属凤翔李茂贞集团，后降于朱温，坐镇鄜州、延州，后梁灭亡后归附后唐，仍然保留了原有封镇和爵位，高万兴死后，其子高允韬袭父位。李嗣源以李继曮、高允韬两位识时务者为正面典型，告诉李彝超，只要诚心向我后唐称臣，哥一定不会对不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