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打个招呼，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可以再拨几营兵马给他。你以南京守备衙门的名义，征用城内合适的庙宇道观，用来关押这些附逆党徒。”
话语间，李华宝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杀伐决断，一言决人生死的父帅。
“好，儿子回去就下条子命人去号房子！”
另外的几封公文却是巡察御史、吴县知县査继佐写来的禀帖。里面向李守汉大倒苦水。“仅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四属拖欠赋税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致仕还乡的官员尚且不在其中。”
査继佐也算得上是废寝忘食的工作了，下去担任巡察御史这短短的时间里，就从各地的户房书办手里弄清楚了到底有那些人拖欠钱粮，有多少人拖欠钱粮。这个工作态度，手段，成绩，让李守汉很是满意。
自明初开始，凡有举人以上功名的士绅和八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赋税优免。当然，不管是官员还是士绅，他们的优免都是有限度的，《大明律纂注》云：“赋者田产税粮，役者当差。有赋役谓有田粮当差，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所以除开优免的份额之外，其他的收入什么的都要和平民百姓一样，该交税的交税，该当差的当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不断削弱，官绅们无视国家法令，大都冲破法定权利界限，而按习惯权利行事。因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全额优免，“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不仅官绅们的本家如此，而且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也“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这样，官户便成了躲避国家赋税、徭役的渊薮，要知道民群众的智慧永远是无穷无尽的，既然官绅有优免权而我没有，那我就把我的田地财产挂在官绅名下好了，这么一来我不就是官绅的家人，我不也可以享受优免权了吗？于是乎，就有了一个新的名词——投献。
到了众正盈朝的弘治年间，大明帝国的律法彻底崩坏，投献、诡寄、花分、寄庄诸多花样繁多的逃税方式随之而生。要知道一个国家的赋税是很难降低的，既然官绅们和给他们投献的人不用交税和当差，那么这些差额自然而然的就会分担到其他没有投献和拥有优免权的平民百姓身上了。
江南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这里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地方，但是这里自崇祯元年开始，就几乎没向朝廷缴纳过一个铜板的赋税。即便是在崇祯年间以前，江南也经常抗税和拖税。课本里著名的《五人墓碑记》就是一篇给暴力抗税分子鼓吹叫好的文字。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变本加厉，一面要求免除江南的钱粮，一边将江南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