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高利贷限制了明朝的良性发展，从而导致民生的败坏，商业的萎缩，政府的腐败。党争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而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说是半个凶手，另半个就是高利贷。
高利从业者，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有史可查，最早的高利贷应当出现在春秋战国。《管子》一书中讲述的“倍贷”、“倍称”现象，便是明证。
到了春秋后期，一些大高利贷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贷。贵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债主逼迫，以至于要筑“逃债台”来躲避。
债台高筑一词，就是来源于此事。
汉代以后，随着矿产开发和货币增加，大量专门以放贷为生的“子钱家”出现。其放贷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时候甚至十倍取之。就连汉朝中央政府平定七国之乱，也必须向这些大高利贷者筹措经费。
唐宋时期，高利贷已然发展为和百姓息息相关的行当，再普通不过。官员借贷过日子在史书中也是层出不穷。放贷者也不再局限于商人，僧人，而是发展成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大明朝发展到现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并且受到海外贸易的剌激，在南直及中国南部已经出现空前庞大的工商业阶层。
这也是后人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比如江南地区就有大量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团体出现。海贸所需要的商品基本都来自于这些手工作坊。
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必然进一步剌激到高利行业，而较之从前，明朝的高利贷不但规模扩大，参与放贷的人数更多，范围更是史无前例。
魏公公临时起兴搞个左手出，右手进，来回倒腾多弄人家二千两，不是真的不要逼脸，非要讹这些西商，捞来银子落自个腰包快活，而是在用经济学的手段温和解决问题，解决那个限制明朝发展，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幽灵。
当下社会，高利贷产生的原因无非是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比“九出十三归”还要黑，是百分之百！
在吴淞时，公公了解到苏州贫民向富户告借粮米，秋收时还债，借一还二。松江府有个人借了十石谷子，两年后作三十石归还。只有在富户在赈济乡里或者官府在灾荒时做国家救济，才将利率定在年利二成或三成。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毁了明朝农村的一般生产和生活，加速了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还吸纳了商人因经商和经营手工业而产生的资本，使它们不能融入到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中。
一般出现商人较多的地方，大多是地狭田少的贫瘠之地，种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