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名涛闻之，沉默无言。孙传庭为了扩军，对于粮草军费的搜括力度很大，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向分封陕地的各个藩王宗室乞求助饷。西安的秦王就在眼皮底下，被孙传庭日夜催逼，好歹拿出了不少财产资军，同时又派人前往距离稍远的平凉韩王、汉中瑞王等处。而这郭名涛与路中衡哥俩，就是被孙传庭委派前去汉中瑞藩府交涉的。
明代藩王们在洪武时期具有极大的权利，尤其是军权。明太祖朱元璋设立亲王护卫，每个王府都有护卫都指挥使司，编制规模较之普通卫所，有过之而无不及。亲王若委任到地方，基本上是军政一把抓，充当方面主帅。
靖难后，明成祖朱棣着手大规模削藩，以解除藩王军事权利为核心，诸王权利一落千丈。虽然他在位时尚有许多藩王依然保留有王府护卫，但随着后来告发藩王案件的不断增加，皇帝们还是逐渐加紧了对兵权的控制，到了明宣宗朱瞻基任内，通过征调王府护卫、恢复府军卫所、着力削弱楚秦等强藩之类的手段，彻底收回了各地藩王的兵权，使他们都不再拥有独立的武装。王府内属官，也从一开始的武多文少上升到了文官占据压倒性的数量优势。
有明一代，虽对分封各地藩王的忌惮显而易见，但历代君主囿于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并没有最终决心消灭这个阶层。藩王们就像是笼中鸟，享受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无法飞出笼子一寸。
实质上，这些藩王除了行动受限，并在军政方面没有发言权外，能干的事也为数不少。对于宗室内的礼仪、秩序他们都很有发言权，甚至能够干预到太子的选立、新皇的登基事宜。同时，他们也有权利对本地区的军情、政事进行评论，直接上奏皇帝，甚至有时连奏请官员任用、为官员请功进爵这样的事也能掺一脚。
至于财政方面，那可算作是藩王们最有用武之地的范围。他们通过继承、接管、购买或接受馈赠乃至强占等方式大肆扩张名下田地，这个数目是惊人的。比如河南福王，庄田二万顷，地跨河南、湖广、山东三省；长沙吉王在湖广有地七八十万亩，占长沙、善化两县耕地总额的十之四五。连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这种级别的末枝远亲，也少说占有以千顷计的膏腴土地。最直观的表达来于清初汪价所言“莫中江先生尝云，中州地半入藩府”——即河南近半耕地都在藩王名下。
藩王们既有资本，便开始抬高地租，并与地方官勾结，压榨百姓，“日事敲补，从为取盗，百姓鬻妻卖子，赔苦不前，鸟散鼠窜，相率逃亡，木楼、苌村一带，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