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扯大旗的虎皮。他的建国政策，就连广东本地的商人都不赞成。”
这是实情，也是各种教科书所未曾涉及或未曾说明的奇事，估计是碍于“国父”的名望而“为尊者讳”所实施的春秋笔法：孙逸仙革命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华侨在海外募集而来，而在国内，即使在国民革命大本营的广东，国民党也未得到实力雄厚的广州商团的青睐。至于后来国民党的物质基础江浙财团与之勾结，那是到蒋介石时代才开辟出来的新局面。
商界参与辛亥革命，眼前的要求是避免动乱，使他们得以安心经营，长远的要求是希望中国独|立富强，摆脱外国的控制和压制，政|府制定和实行保护、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一开始他们大都对革命充满期望，甚至曾给予大力支持。但最后他们逐渐失望了。后来在1917年1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上海商人联合发给孙逸仙的电文，主题是希望南北停战。对孙逸仙来说，这不过是他收到的众多电文中的一封。当时中国的资本家多数缺乏远见，革命党人又和他们缺乏深入的合作和密切的联系，眼前利益受损就会对革命党疏远、抱怨，对革命党的态度终于由支持转向反对。
历史上，孙逸仙的力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与他迟迟得不到经济援助息息相关。另外一个很重要但大家都不提的因素是，相对于被各国承认的民国政|府而言，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在大义上是“非法的”。
国民党在台上时，需要举起国父这面大旗；共*党不能抹杀他的努力，更是为了统战的需要，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为尊者讳”。所以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都是非常拔高他的作用的，其实在时人的心中，他不过是众多革命者中的一个，或者说，他也是一个军阀。
但是面前的这个人与孙逸仙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至少他是孙逸仙的忠实粉丝，回答这种问题要慎上加慎。不过张汉卿对此早有腹稿：“从道理上，我们将要进行的大革命与孙先生的‘三皿煮义’革命异曲同工，不过我们更可以得到工农的真正拥护，因为我们将会自下而上，而不是‘三皿煮义’空而又空的只落在纸面上；我们比孙先生更有优势的一面是，我们有自己的地盘，可以为我们的想法做充分的保证。
至于将来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这个假设还很遥远，现在谈起来，真有些杞人忧天了。在我的心目中，孙逸仙是民国当然的元首。如果真的到那一天，我一定尽我全力让奉军唯孙先生马首是瞻。”
中年教官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大手一伸，向张汉卿说：“说得好，少帅。我郭松龄愿意帮助少帅达成理想，哪怕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