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寄托在官僚们的责任心和良心上，哪怕他们曾经跟随自己为了民众的福祉而奋斗。
所以他决定要给地方上的这些长时间生活在有为状态下的官员们加上一道枷锁，给地方上建设一个安全阀门，逼着他们从有为状态向无为状态转变。
最核心的处置措施就是限制行省、州府等地方官员的财政处置权，使大明财政在中央有预算计划之外，在地方上也设立新的预算制度，贯彻到底，规规矩矩，按照计划办事。
理想状态是一件事情规定多长时间做完，就多长时间做完。
规定多少人手，就多少人手。
规定多少支出，就多少支出。
一件事情的工程期横跨两任或者三任官员的任期也无所谓，接力办好，按部就班，不需要提前，也不允许延后。
苏咏霖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按照规定计划办事，不需要提前，也不允许延后，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习惯了之后，也是真正的好事。
这可以有效的反内卷。
苏咏霖决定成为新时代的反内卷大师。
官僚为了自己的政绩，总会想要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这种心理传达到了下级那边，下级为了讨好上级和自己的利益，就会逼着基层办事人员更加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
最后大家比赛着谁比谁快，谁比谁更好更省，把基层办事人员折磨的苦不堪言，好好的一件事情最后卷成麻花，所有人一起受苦。
一旦有人因为这种事情获得奖励、得到褒奖，就会快速带动一大片的官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反正九九六零零七的也不是他们，就算装个样子偶尔九九六零零七，他们所得到的也是真正付出的劳动者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值得的，甚至是超值。
但是这种行为会让社会劳动环境急剧恶化，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是不为苏咏霖所容忍的。
无为社会是对民众最好的社会，为无为社会打造一个临时性质的有为状态，是民众和国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苏咏霖无论如何都要引导民众的力量把官僚给压制住，不给官僚左右腾挪的空间，即使他死了以后，这样的压制也能持续下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新规成为习惯。
第一代官僚无法习惯，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就会视之为自然状态。
苏咏霖到底也不敢保证这样的效果能维持多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要为此而努力。
“他们有他们的拖延法，我们也有我们的促进计，这件事情是既定事实，他们无论怎么阻止，怎么阳奉阴违，都不能改变既定事实！”
苏咏霖的决心不可动摇，而众所周知，在大明国，只要苏咏霖真正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做到的。
执行委员会以全体名义给河北、山东和关中三大行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