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南北的乡野之间。对此周淮安的态度则是“你们高兴就好”式的暂且不管不问；毕竟，太平军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和考核体系；而这些地方蒙孰出来的生员，最后还是要通过新朝统一标准才算数的。
至于托寄田地的问题短时间内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托寄之后的学田，依旧还是要钱粮赋税徭役一体缴纳的；只是从明面上属于地方的集体产业，不属于《太平田亩制度》严令打击的土地兼并行为。
不过，在周淮安将其批转给皮日休所属的训学部门之后，对方还是颇为郑重的进行了一番拾遗补漏式调研和考证，然后重新给交出了一份管理细则来；其中就有好些让周淮安耳目一新的内容。
比如在重点圈出来的限制学田上限和变相土地集中的问题上，他们采取了一个浮动统计的标准，比如按照当年所收学生的数量，决定可以接受托寄学田的上限；
又比如在县乡学官当中，他们设计了一个巡回派遣制度，以每年秋收之后的农闲之期对这些乡土蒙学进行登记，和相应的教职基本常识考核，以决定他们是否可以参加地方乡试的资格。
虽然未免有所为相应学官系统扩权和延伸影响力，乃至谋求潜在利益的动机，但是却还算得上是印证了那句“只要肯用心（抓权），办法总比困难（问题）多。”的基本道理。
《唐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