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税收，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如此层次分明，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籍册数目，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
不言而喻，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
也就是说，不管是道司也好，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
还有，田亩确权造册之后，是否就一成不变了？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这个如何把控，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
水田便旱田，旱田变水田；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如果有，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
总之，围绕着土地，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
这些问题，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么旧的问题，新的矛盾，一起涌出来，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终排斥税改，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
毕竟，依着从前，按人头派税赋，每一人，每一户，照章纳税，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
说到底，大汉的税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
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相对公平”而进行的改革创新，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却逐渐发现，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在新税制下，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对官员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政治、经济问题
面临着这般现实的情况，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有些问题，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为改革必死，必乱
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刘旸对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经历过“川蜀之乱”后，对所谓的“泄洪所”，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
显而易见的是，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帝国、对黔首下民的控制，要么就只能在不断地捂盖子、压矛盾的过程中筋疲力竭，直到帝国尽头，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仍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