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选择京畿、河南作为试点，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就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无，阻力太大了想着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着从硬骨头开啃，结果证明想多了
早在世祖皇帝驾崩之前，各地对于税改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当然，也是怕世祖皇帝发飙，掀桌子杀人，还算克制
但在那三两年，各种因为税改产生的问题，如纸片一般飞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诸相案头，甚至进入皇帝与太子的视野
虽然针对性很强，但人家也不是无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确有其事，但争议归争议，反对归反对，整体上还算在“规则”之内
但自世祖皇帝驾崩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更准确得来说，是在刘旸登基后的半年里，情况变了，上上下下，自内而外，矛盾升级，冲突加剧
地方上，屡屡传出因为对土地清丈结果不满，导致的骚乱，民与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在税制内容上，山地、丘陵问题，肥田、瘠田问题，水田、旱田问题，凡此种种，都引发民间的冲突与骚乱，各地官府也是头疼不已
同时，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囫囵吞枣，敷衍了事；前任一个做法，继任者又一个做法；地方官僚对税改大权的争夺；改职吏与地方官僚借税改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当然，一些改革派、税改官本身无能甚至贪婪不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并且被人抓住痛脚，狠狠攻讦
还有一些人，从改革派变成中间派，从锐意进取，变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阵营，开始以丰富的改制经验去反对改制，攻击那些失误、缺陷之处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势力拉下水，不只在改革上松手放纵，还沆瀣一气，欺瞒朝廷
而地方上的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农，不只要还主家的“借贷”，还要缴纳新制下的正税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着原本的主佃分成来算，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新自耕农们，不只在实际上保留着原本的佃户身份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向朝廷缴纳一部分正税，这就是新税制带来的改变
很多底层百姓，做佃户时，还能勉强度日，成为自耕农后，有了自己名义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引发不满，甚至怨愤，而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税改官吏，指向新税制
再多些压迫的动作，再多一些挑唆，骚乱就产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时间内，河东、关内、剑南、两淮、三江诸道，发生了上百次民乱
尤其是江西道下属的丰城县，竟然发生上千乱民冲击县城，打破衙门，杀害官吏，形同造反虽然迅速被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