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什么有什么，神宗不喜爱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长生；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也不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并不异想天开，荒唐胡闹；并不大兴土木，构筑宫室，奢侈浪费；并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权。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缺点，他倒没有。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6]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7]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白银四百万两左右，[8]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称为“金花银”，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十分之二、随从瓜分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惰。
鸦片烟这种麻醉品，对中国最大的危害，自明神宗开始。鸦片之毒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与意志力，它首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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