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中筹到一百多万两银子，这才勉强让轮船招商局开了张。
结果正是由于官僚化管理，导致轮船招商局运费高、服务差，内部贪污、人浮于事层出不穷，实际根本无法与当时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商业公司竞争，开张不过半年就亏了三十多万两。
因此朱翊钧一点儿都不怪晚明海商退避三舍，只是他自己一开始将晚明的情况估计得太过乐观，觉得明朝商人的处境总比清朝的好上一些，然而现实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晚明不像晚清有西方公司在中国公司占尽优势，但是如果一桩官办的生意，教商人们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那商人们又哪里肯承担这“亏了本却找不到人理论”的风险呢？
所以要想让商人们心甘情愿地出钱，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把控私商的同时，去掉生意中的那一个“官”字。
于是朱翊钧吸取教训，一见申时行先不提海运之事，反却道，
“先生每知，顷年鞑虏猖獗于北，番戎蠢动于西，缅夷侵扰于南，未经大创，以致岛夷生心。”
文华殿的烛火一律通明，杨梅酸涩的滋味依旧萦绕齿间，红唇一张再一合，上辈子读过的历史文献便成了这一时空的范礼安佐证，
“朕近得西人传教士之言，倭人关白秀吉已吞日本国六十余州，并有‘号令唐国’之张狂之语，日本国坊间竟亦有闻知关白秀吉将入高丽、南蛮、印度之宏大之企图，可见其志绝不在日本一国中也。”
申时行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而得体，仿佛全不怀疑皇帝单独宣他一人召对的目的，
“是，臣即着兵部申饬沿海各省守备堤防。”
朱翊钧微微摇了下头，道，
“倭人为中国之患已久矣，朕潜心想来，顾今之倭人关白非昔日之倭寇，则今之海备亦不当仅同于昔日之海备。”
“先年倭患多在东南，如永乐有望海埚之役，正统有桃渚、大嵩之犯，嘉靖有浙直闽广之扰。”
“彼其所欲，不过子女玉帛，其人不过鼠窃狗偷，我大明第以一二严邑委之，然后邀其捆载，击其堕归，则往往得志。”
“然今倭人关白欲以与朝鲜往来，其舍东南不犯，直趋西北，斡旋国交，正所谓舍肢体而攻腹心，此其心则足可畏也。”
朱翊钧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见申时行嘿然不语，便自己接下去说道，
“南北灾伤，国库空虚，这些朕都知道，可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不可省。”
“船政之议，当为国家筹远久之计，朕殊以为，欲守备则必先造船，欲造船则必先裕饷，欲裕饷则必先浚源，欲浚源则莫如振兴商务。”
“朕近观《成祖文皇帝宝训》，但闻兵艘、商船并造，则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