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到大米、白面。
而当年的医疗水平也极低，像是她这样有铁饭碗的工人阶级算是条件很不错的了，月工资35块钱，比当时的公务员都要高好几块钱。
因此，职工医院的就医也方便，可限于医疗条件的太过落后，加上普通的工人也没有厂里高干的医疗待遇，早早就被诊断为普通的咽炎。
随后的二十多年，也一直是按照咽炎有一搭没一搭的用着药，尽管王美芬一直不吃早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却少有人把普普通通的咽炎真当回事。
这些都是后来王秀芬检查出病来之后，老公杨运喜的后知后觉，可惜已经悔之晚矣。
而这个时候的二兴在干什么？
由于从小被王美芬和爷爷的过分溺爱，打小又懒又奸又不肯吃苦，学习成绩也出奇的差。
好不容易赶上了在职工中学毕业，靠着考场上打小抄，侥幸考上了甘省省会金城的技工学校。
这种只有初级文凭的技术工人的专业学校，其实就是铁路系统内的定向分配半职业学校，算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全国性地取缔了。
也就是说，是一种变相的职工福利，从哪里考上的学，三年后毕业分配回当地的铁路系统内的工厂。
按理说，这么好的铁饭碗就业机会，只有那些有关系、有门路的职工家庭的孩子才能得到一个名额。
可怎么说就那么寸，往年的入学考试考场纪律极其的严格，却刚好那一年的考场秩序混乱不堪。
前后几届都没出现的作弊环境下，让二兴在其中的一门课程，居然有机会跟后座的同学换了卷子明着抄，才能把四门功课考到了301分，险之又险的超出基础分数线一分而得以入取。
同时，加上这种定向分配的考生名额是不公开对外的，名额数量有限，他才有机会入选。
因为当时即使一个厂子里，家里有适龄的孩子，也不会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考项选择，知道了也不一定讨得来。
后来等二兴长大了进厂参加工作后，才会知道一些内幕，原来争取到考生资格也是需要送礼的。
当年王美芬仗着能喝两口酒，托关系走门路地请厂子里人事处的董干事去家里喝酒。
那个年月即使有钱也没地方去下馆子，一般都是请到家里去宴请。
由于这位董干事爱喝两口，但酒量却不咋地，一喝就大，喝大了就喜欢胡乱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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