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进笑道：“我听人说我朝商税三十税一，并不算重啊。”
徐隐摇头道：“话可不是这么说，这三十税一说法本来就是外行。按船料收税，按货收税，收税方法不一，这里面本就有很大出入。货物不同，税又不同，这又是一条。再说张家不管李家事，一个卡子交了税，到了下个卡子还要交。还有的地方除了正税还要交耗羡、辛苦钱、开闸钱、茶水钱，这又是额外开支。这些都不算，就光说这一个接一个的卡子，即便他是三十税一，不知交了几个三十税一，一趟运河转下来，税金几和货物等值，商人还活不活？”
范进心内已明，过去所谓三十税一说，实际是从没经过商也没经过庶务的人望文生意揣测而来。实际上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交的税，等同后世的过路费，一段一收，彼此不相干系。
朝廷钞关虽然只有四个，可是乡下自设的钞关多如牛毛，其收入或是地方的额外收成，有的干脆就是乡村或是豪强的收益。敢设钞关的于官府必有极硬的靠山，自己也多半是致仕大僚，商人是招惹不起他们的，只能乖乖交税。
再加上税卡上胥吏的再次盘剥，商人的负担不言自明，最后要么就是把这部分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提高售价，要么就干脆不去，导致货物难以流通。
这也是为什么商人商而优则学或是优则仕的重要原因，毕竟比起商贾来，读书人的身份才值钱。一面举人高脚牌在，那些税卡就不敢再来罗唣，光是节省的税费开支就不知多少。
与其说商贾逃避赋税，不如先考虑下赋税的合理性，扪心自问，如果范进是商人，他也会逃避掉这种不合理的盘剥或是就地起价。至于将来不知道朝廷里那位江陵相公是否有能力和魄力，把这项弊端改正。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逆转大势，范进也没想过靠自己一个人，就去和整个时代的风气大势斗争。他不是唐吉坷德，不会去当孤独勇敢的战士，最多是在别人出头时自己送个助攻，再就是努力自保而已。
自从两件番物送过之后，两下的交情便算是正式建立起来。随后的几天时间里，靠着广东乡试亚魁身份，船只顺利通过了两道地方衙门设立的税卡以及三道致仕官宦乡绅人家出头设立的民间自营钞关。其中一位户部堂官不但未收税费，还派人送了几道船菜上来，与范进攀交情，举人的作用于此时便充分体现出来。
既有了交情，又有了作用，范进的行情自然高涨，连带范志高、关清两人的饮食，也变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