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起，以邱菽园为代表的南洋文人们，把南洋本地风情和当时大陆的救国图存运动相结合，一度引领了当地小国的文坛。
然而进入到五六十年代，历经数次现实打击之后，这种暂时消亡。历史上要等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新起来的华人作家们，才重新追溯到过去的历史，创作出《菲律宾不流血的革命》、《野菩萨》、《热带雨季》、《赤道上的怪兽》等等作品。
余切正打响了这第一枪，他的起到了号召作用：
当年的郁达夫写出了《沉沦》、钱钟书写出了《围城》，中均涉及到南洋之事，难道对于南洋华人历史的，我们只能等到大陆同胞来替我们撰写吗？
我们自己就写不出来吗？
活跃在南洋圈的文人们，或是先创作出一些短篇发到杂志期刊上，或是直接对余切的《出路》进行文学赏析。
刚刚从宝岛师范大学毕业的马来人张贵兴，写了一篇《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的论文。观点直指华人文学的矛盾核心：
在过去，南洋华语文学从属于“五四文学”，是国内文学海外流传的一脉，是与救亡运动紧密配合的。
但到了今天，时过境迁，南洋华语文学却失去了生命力，浅显的以为写“书法、舞狮舞龙”就是华语文学，然而这种东西只是表演性质的文学，是为了写而写。
南洋有自己的历史特征，社会在凄风苦雨中成长，与其写那些其乐融融的文化符号，不如直面惨淡的现实。
这一篇文章一出来，顿时引发了更大的争论，一时间有宣布和“祖国大陆”断奶的“断奶论”，在文学上力求发展完全的本地文学；也有指出大陆传统文化就是华语文学的根和源，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
马来和泰国等地的文人教授纷纷发表意见，笔战连连。余切虽然没有陷入到这些本地人的争论，但大家正是因为他的，才意识到原先的诸多问题，大家都看着《出路》最后的结局。
九月初，《出路》最后一回结局刊登在《中华日报》上，同时《出路》单行本也在华人商会的张罗下，集结成册，准备上市开卖。
读者们只看到：原先的几位主角，在进入到八十年代后，纷纷走上了人生的终点。他们不约而同回到了大陆探亲，在大陆政府的帮助下，离家数十年的游子重新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族谱上，他们朝自己已经死去了的先人叩拜，漫步在小时候曾走过的田埂上，泥土的芬芳和爆竹的喧闹声，将人的记忆拉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离开前，他们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有的还要更小，而现在已经垂垂老矣，两鬓斑白。父母、长辈皆已死去，生意和事业现在似乎也不再重要，各种主义和政治理念都被冲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