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艰辛的赶考之旅，一次动人的青春之歌。”川省名刊青年文学是这么形容高考1977的。
“燕大生倾力写作，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人。”
渝市日报用这个标题形容余切的作品和余切的事迹。
当地则侧重于余家三代忠烈，详细报道这个家庭为共和国流过的血，再话锋一转，谈到余切出川北上之后，必然继承该优良家风，“青山不改三峡情，浓浓报国愿”。
树典型是媒体的常用手法，这一套在四十年之后还能用下去，尽管时有翻车，但历久弥新、效用坚挺。
本地重磅大刊，原则上和红岩平级甚至稍高一级的川省文学也有心发表高考1977一文，他们没有抢到天若有情这篇中篇小说的首发权，其实也不在乎天若有情这篇文，他们在乎的，是不能错过高考的效应。
余切小说写的怎么样，是否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潜力股？还需要更多作品来支撑，但他本身的高考事迹已无需质疑，燕大1983级经济系录取名单为他作保。
这是个真货。他不会把符号“”抄写成“”。
川省文学，也将要转载余切的文章了，尽管不是那篇天若有情。川省文学是单月刊，最早到十月份能看到余切高考1977大作的出现。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是我先的，明明是我先的！
红岩杂志社的黄主编陷入到苦闷当中。
事实上，他本来想玩一个“真假余切”的鉴宝游戏，因为他不愿意相信面前这个“电影明星”是那个写出天若有情的老成作家。
但这一切的质疑，在看到“市状元”的那一刻就停止了，反而，加速发展为对余切的笃信。
因为黄兴邦有这时代人的普遍迷信，他过于相信人定胜天，相信天降紫微星。
八十年代初期，许多人有一种“神童”情节，随着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个人才能和天赋的关注度提升，各类天才少年、神童的报道逐渐增多，这一时期诞生了一种名为“天才热”或者是“神童热”的现象。
一方面，有关于“天才”的报道不断产生，媒体频繁报道和炒作，经由大众对传统纸媒的迷信，转为了对“天才”的崇拜和相信。
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也在支持这一现象。一些大学开始设立天才班、神童班，录取特别有天赋的少年，这种项目影响深远，就连余切所在的燕大也有天才班的设立。
黄兴邦相信余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