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扶危定倾有道，于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于其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倾危者，事势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矫其所以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倾者，其道必出于此。虽然，本之与末，有发端而渐启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则正本之图，有疏有亲，有缓有急，必审其时而善持之。不然，则穷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无益也。
发端而渐启者，其始之弊，未至于此，相沿以变，而并失其旧，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于此图之，而已得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启，虽害繇此以渐兴，而时移势易，无所复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
今夫河之为患，遏之于末流，不得也。神禹为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载始者，壶口也，而冀州平。
其横流于中州者，则抑以厎柱以东，出山而溢于荥、漯者，为众流之本。若其发源昆仑，在西极之表者，岂非河之大源哉？而于彼穷之，终不能已兖、豫之氾滥。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穷之于其源者也。
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而蔡京之进，自以书画玩好介童贯投徽宗之好，因躐大位，引群小导君于迷，而召外侮。其以绍述为名，奉安石为宗主，绘形馆阁、配食孔庙者，皆假之以弹压众正，售其佞幸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修申、商之术，以渔猎天下者，固期以利国而居功，非怀私而陷主于淫惑，此其不可诬者也。安石之志，岂京之志，京之政，抑岂安石之政哉？
故当靖康之初，欲靖内以御外，追其祸本，则蔡京、王黼、童贯、朱靦乱于朝，开衅于边，允当之矣。李邦彦、白时中、李棁、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张割地，罢入卫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贯辈同气相求、因缘以进者也。出身狭邪，共xi嬉淫，志苶气枵，抱头畏影，而蕲以苟安，岂复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
师京、贯之术，以处凶危，技尽于请和，以恣旦夕之佚乐而已。京、贯等虽渐伏其罪，而所汇引之宵人，方兴未殄。则当日所用为国除奸者，唯昌言京、贯之为祸本，以斥其党类，则国本正，而可进群贤以决扶危定倾之大计，唯此而可以为知本矣。
骨已冷，党已散，法已不行，事势已不相谋之安石，其为得为失，徐俟之安平之后而追正之，未为晚也。舍当前腹心之蛊，究已往萌檗之生，龟山、崔鶠等从而和之，有似幸国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积者。
而政本之地丛立者皆疲茸淫荡之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