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靖者，必不可得。非唯不得，贤智之士，固且以为戒也，不亡何待焉！
九
安、史作逆以后，河北乱、淄青乱、朔方乱、汴宋乱、山南乱、泾原乱、淮西乱、河东乱、泽潞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东南之民，自六代以来，习尚柔和，而人能劝于耕织，勤俭足以自给而给公，故不轻萌猖狂之志。永王璘、刘展一妄动而即平，无与助之者也。刘展既诛，席安已久，竭力以供西北而不敢告劳。至于宣宗之季年而后乱作。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李讷，越三年而岭南乱矣，湖南逐韩悰矣，江西逐郑宪矣，宣州逐郑薰矣，不谋而合，并起于一时。其称乱者，皆游惰之兵，非两河健战之雄；所逐者皆观察使，奉朝命以牧军民，非割据擅命之雄，倚牙兵以自立，倡偏裨以犯上，非所据而人思夺之者也。盖于是而唐之所以致此者可知矣。在昔之日，军兴旁午，供亿繁难而不叛；大中之世，四海粗安，赋役有经而速反；岂宣宗之刑民而无醉饱者使然哉？观察使慢上残下，迫民于死地，民乃视之如仇雠，不问而知李讷辈之自取之也。
虽然，又岂非宣宗之纵蟊贼以害良稼哉？观乎张潜之言曰：“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减削衣粮，则羡余奏于代移之际者，何从而致？”盖进奉者，兵民之所繇困，而即其所繇叛也。及懿宗之初，始禁州县税外科率。而薛调上言：“所在群盗，半是逃户。”故军乱方兴，民亦相寻而为盗。裘甫之聚众，旬日而得三万，皆当年画耕夜织、供县官之箕敛者也。货积于上而怨流于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黄巢一呼，而天下鼎沸，有司之败人国家，不已酷乎！
夫宣宗之于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贪自己。令狐绹父子黩货于上，省寺相师而流及郡县，涂饰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无所忌。唐之亡，宣宗亡之，岂待狡童继起，始沈溺而莫挽哉？于是藩镇之祸，且将息矣，河北诸帅皆庸竖尔，是弗难羁靮驭者，彼昏不知，惴惴然防之，而视东南为噬肤不知痛、沥血不知号之圈豚池鹜也。“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岂不信夫？民者，兵之命也；安者，危之府也；察者，昏之积也；弱者，疆之徒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