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而要之事，言道而要之理，即下至骈偶声韻之文，亦必裁之以章程，可式者也。行而务为之成法，则孝何据以为孝之程，廉何据以为廉之则邪？
不问其心，而但求之外，非枭獍皆可云孝，非盗贼皆可云廉，不可式者也。极其弊，委之守令，而奔走于守令之门，临以刺史，而奔走于刺史之门，以声誉相奖，以攀援相竞，乃至以贿赂相要，父母为羔，廉耻为优俳，其不率天下以狂趋者能几也？
乡举里选，三代之法也。而殷之大国方百里，周之大国五百里而止，其小者五十里耳，即其地，选其人，官其土，君大夫世与相狎，而贤奸易辨，犹今置乡耆于一村，社而已，则公议固不容掩也。
乃以四海之辽绝，刺史守令三载之乍临，求知严穴之行履，责以知人之哲，而升朝以任天下之大，何易易邪？又况曲士之垂腴而干请，赇吏之鬻民以徼利者哉！
汉之举孝廉，举其为吏于州郡者也。既为吏而与一乡之政，能否可知其大凡矣，而清浊异流，臭味异合，请托易集，党比相怙，孝者固非孝，廉者固非廉也；汉末之得士，概可见矣。
况使求升朝而理、易地而官者，于未登仕籍之处士乎？杨绾惩进士之亡实，欲复孝廉之举，终不可行，论者惜之。惜之者，未尝体人情、揆事理、周世变、究终始，浮慕古昔，而徒以空言居胜者也。绾未几而奏罢孝弟力田科，以无实状、多侥倖、故废之，绾亦自知其前之失言矣。
然则行不足以取真士，而以文取者可得士乎？夫非谓文之可以得士也，设取士之科者，止以别君子野人而止耳。虽有知人之哲，不能于始进而早辨其贤奸也。
故三代之法，观之于饮，观之于射，观其比礼比乐内正外直之度、拜起揖让之容而已；醻爵行而合语，观其称古昔、道先王而已；观之于此，而君子野人之辨，可十九得也。过此以往，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皆论定后官之余，乃以察其贤不肖而进退之。
然则立法以取士，试之以策问，试之以诗赋，试之以经义，亦饮射之遗意而变通之，岂期于此而遽得真士哉？习文教而与闻乎德言之绪论，为野人之所不胜，既繇乎君子之途，则可望以循此而上达耳。
授之以政，而智愚勤惰忠佞贪廉，自有秉宪者执法以议其后，其可县行谊为标格，使之雠伪以藏奸乎？
若夫学校之设，清士类于始进，不当专求之文，而必考其闺门之素履；正士习，育贤才，严不淑之惩，又不待登进之日也。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