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风尚，至此极矣！
拓拔氏闻风而起，元禧无故而乘其主之出猎，遂欲举兵以内乱。自有天地以来，人道之逆，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能挽其狂波而扶名义于已坠者，顾不伟与！
于是而萧懿独秉耿耿之忠，白刃临头而不易其节，弟衍说之而不听，张弘策说之而不听，徐曜甫说之而不听，祸将及矣，曜甫知之，劝其奔襄阳，而奋然曰：“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可不谓皎皎炎炎，天日在心，而山岳孤立者乎！
沈庆之不忍废子业而死，犹有低回之心焉，懿则引领受刃，以全大臣之节，尤为烈矣。一人风之，而天下之心亦动。故目是以后，自非决志篡夺，不敢视嗣君如圈豚、旋拥立而旋执杀之，懿之为功于名教大矣哉！炀之者谢晦，扑之者懿也。晦罪滔天，而懿之功又岂可泯乎？
三
孟昶与刘裕同起，卢循寇逼而昶惧以死；萧颖胄与萧衍同起，萧璝兵逼江陵而颖胄惧以死；庸人轻动而丧其神守，裕与衍固不以其存亡为轻重也。
乃昶、颖胄之无定情固矣，假令不死，而裕、衍之势成，昶、颖胄其能终匡晋、齐乎？抑知己之非裕、衍之敌而不争乎？昶且为刘毅，颖胄且为沈攸之也无疑；则其死也，又裕、衍之幸也。
昶死而刘毅无援，颖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国；天下稍宁，免于兵争者五十余年，则颖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
颖胄之立南康王也，非衍志也，颖胄挟以制衍也。故于诸篡主，唯衍差为近正者有二：颖胄恇怯，欲请救于魏，其时元英方欲乘乱以袭襄阳，幸其主不从耳，而请援以挑之，是授国于索虏也。
衍毅然曰：“丈夫举事，欲清天步，岂容北面请救戎狄？”则其视刘文静之引突厥以贻后患者为正矣。颖胄之立南康也，果不忘萧鸾之血祀乎？抑道成立顺帝、萧鸾立海陵之故智耳。
已正君臣之分，而又夺而弑之，则君臣之道，遂沦丧而无余。衍之东下也，东昏已死于张稷之手，衍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制受百僚之敬，而非受命于南康。南康王至姑熟，而衍已自立，未尝一日立于南康之廷。
非己立之，未尝臣之，则视唐之奉代王而逼之禅也，又有闲矣。故曰视诸篡者为近正也。藉令颖胄不死，必阳奉南康以与衍争，而规灭衍以自篡；不胜，则北引索虏以残中国仅存之统，王琳之祸，颖胄先之矣。故颖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
乃若衍之恶不可掩者，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