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也。罪之所科，固有层累而上积，以至于大辟者矣。轻者抵轻，而倍者重一等矣。
倍其所倍，而差以四等；又从而倍之，则大辟之法丽焉。如枉法赃之类。如将于其积重而减与轻齐，如今律罪止杖一百之类。则轻者不服。而人之试于法者，等一刑而何弗犯其重？如将因积重之不当死，乃递减而轻之，则轻者极于无刑，而多所漏矣。因轻者之下刑，而数倍其辜，则不极之大辟而不可。若此者，概置之于一死，而人之死者积矣。今律之有杂犯死罪是也。是岂可与白昼劫杀、加功杀人者，同其斩刈乎？
乃或又为之说曰“流宥五刑，为此言也”，而抑不然。古之以流为宥者，为在八议之科耳。故以施之共、驩、蔡、霍，而不下逮于庶人。彼既有爵士，享富贵，涖臣民，长子孙，奉庙祀，则投畀四裔，内不得世食其国邑，外不得身厕于寓公，而罚亦重矣。
若夫不轨之罢民，去坟墓，远亲戚，以趋利于四方，视去其乡如脱敝屣，而流亦何足以惩？至于加之以桎梏，责之以鬼薪城旦之劳，烦冤剧苦之以不得有其生，则既流之而又病之，或从而墨之，是刑罚与流并施于一人之身，后世不仁之政，而岂先王之典哉？况乎投楚、夏于烟瘴，驱疲弱于口外，名为不杀，而假手于溪毒、射工及夷狄之锋刃，以阴绝其命，恩不足纪而威亦不足立矣。则何似困以罚者之名正而事成，且以开其自新之路也？
借曰穆王以财匮而训赎刑，非经国之大猷。乃即有纵有罪、骄富人之弊，而以视国计已蹙，横加赋敛，吏缘为奸，朘削农民者，不犹相径庭邪？萧望之刻薄之说，徒以偏辞拒张敞，游于圣人之门者，不当为之左袒也。
罚者，非穆王之昉也。自唐、虞以来，未之或易也。夫岂帝王之不审而为此哉？天之有六极也，各有所用以施其化，帝王体之而向威行焉。六极有贫而罚道行矣。
因天之道，审人之情，虽有损益，其何病焉！夫子录吕刑以著三代之刑章也，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