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县说我数据对得明明白白，足以将歙县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
歙县就说，反正大明会典没说让咱们县单独交，至于你的数据来源啊？黄册都是民间自己搞的，做不得数——“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
巡抚衙门虽然不能分辨，但毕竟是圣旨给的压力，自然也有所偏向。
于是，就紧紧抓住“均平”这个新政关键词，通过一系列算法，把丝绢税均摊五县了。
也不是简单的均分，而是歙县的6145两税，分了5260两给其他五县——具体在《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里面有写到。
五县自然不能接受，就一个劲骂户部尚书殷正茂，偏帮乡人，什么“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什么“生子无孔，神人之相”，一个劲地骂。
徽州府见事情闹得凶，又跟兵备道合计，把五县的5260两改成了3300两，算是歙县和五县均分。
各退一步的和稀泥自然是好，殷正茂批复说“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
同时也得到了司礼监的朱批同意。
但五县不肯和稀泥啊，说我数据都找出来了，大明会典的案例也找到了，歙县桑园都扒拉出来了，你跟我说要和稀泥？
圣旨转送到婺源县，代为处理政务的通判徐廷竹就被老百姓逮住了。
数千人手执木棍、火把，把徐通判守了一天一夜。
新任知县舒邦儒来收拾残局，在踏入徽州府的时候，就遇到县民程文昌、胡文盛，“合县里排、耆老、民人等拥道递呈，民情忿怒，鼓噪不服。”
示威还不够，婺源之后直接堵住了县衙，自己占了紫阳书院的场地，搞了个议事堂，开始领导民乱，“聚者已盈数万，鸣金约党，竖旗结盟，挟求申豁。于时道路禁阻，文移隔绝。”
闹了许久，这个议事堂开始“征集捐款”，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用以“维持部众运营”。
休宁那边更过分，聚集了上万人——“将木梯搭上县首屏墙，揭去原给告示，藏匿在家。复扇［煽］乡愚入集公寓，赴诉求理，仍与门外呐喊鼓噪，求其必听。”
期间不但打杂抢烧，还占据了县衙，挟持了县令，公然插起了一杆黄旗。
这时候五县反正都大差不差，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复行聚集乡村愚民、城市棍徒，执旗喧哗”
具体在，邵庶：《邑令延平陈公去思碑》，万历《休宁县志》卷7《艺文志·记述》，抄明万历刻本。
甚至连五县的驻军都被吓跑了。
驻军的把总赵涞是歙县人，更是连夜逃回了歙县，给兵备道说五县要造反，待不下去了。
五县听到自己被打成造反分子，直接有样学样，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