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贬谪、甚至下狱。
甚至都到了有一点文字狱的地步，比如历史上的苏轼，任职湖州之时，因为上书说了几句反对的话，立马就被抓到御史台关了几个月，贬到黄州去当团练副使了，只能开始自己在东坡种地，写一写《赤壁赋》什么的。就因为这点反对之声，苏轼不仅自己坐牢被贬，还牵连的几十个其他官员。
有人说大宋的大规模党争是司马光造成的，其实也不然，许多事情有因有果。王安石变法之时，用尽手段打压异己，手段也是极其狠厉，不容半点质疑之声，朝堂之上贬谪之臣，数之不尽。
这也直接导致后来保守派再上台，那些昔日被贬的、入狱的、受牵连的，自然要清算之前的仇怨，又造成了大规模的清查倒算，无数变法派又倒霉了。
这就是因果关系。把党争之事都怪罪到司马光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司马光是一派集团代表，王安石是另外一派集团代表，他们都不仅仅是个人。王安石的变法本身而言并不十分成功，错漏不少。司马光的反对本身而言并非真的一无是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党争之事，归根结底就是两派集团互相仇怨结得太深。你当初把我往死里打，我起来了，自然又把你往死里打，其中理性不多，已然成了感情用事，成了报仇雪恨一般。
唯一一个理性之人其实是苏轼，王安石变法，他反对了许多，倒霉了。司马光上台后全盘推翻新法，苏轼又觉得变法里面还是有不少好政策的，不该全盘反对，接着又倒霉了。
理性人，在感情用事的大潮里，就是大悲剧！
此时甘奇要安抚一下司马光，就是要避免这种大规模的派别冲突，想要温水煮青蛙，其实也是甘奇平衡手段高明，隐隐是帝王心术。
司马光听得甘奇安抚之语，还在犹豫，这家伙也是有一些骨气的，一个不爽，十有八九就会撂挑子不干了，回家写史书巨著去了。
甘奇见得司马光如此，又道：“君实兄，此番我出征之时，京中出现了众多士子请命之事，陛下处理得实在有些过激，陛下年少，热血上头，一气之下以暴力手段对待士子，此事我就不说了，君实兄乃是直臣谏臣，当为御史，时时警醒教导陛下，如此方为臣子忠良之道也，换做旁人，皆做不了君实兄此般直谏。”
甘奇又在忽悠司马光了，他心中自然是觉得皇帝做得对的，有时候就得这么干。但是忽悠起司马光来，甘奇却说出了一番让司马光感到认同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