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给给你同学送个红包吧。不是生活费，就是见面的红包。”
“不用了。她不需要红包。”慕正光很“大方”地替同学拒绝了这个红包。一个红包里最多能装多少钱？一万？平白无故给同学送一万块钱，毫无意义。同学不缺一万块钱，如果真要送红包，红包里只放一万块钱是不够的。即便要送，也是由他来送，不能让爸爸妈妈出这笔钱。
“哪有不需要红包的。你是怕嫌少吗？没事，你妈妈我还是有点存款的。你这两年给我们的钱，我们都还存着呢。”
慕正光的妈妈认为红包是不可缺少的。见对方家的孩子，不给红包怎么行？而且，不管对方怎么看待这个红包，儿子住在她家里，总不能一分钱不给吧？
“是啊，听你妈的，去见人家女孩，怎么可能不花钱？”
“好吧，你们少给一点。徐萦则不缺钱，她的工资和我的工资一样。”萦同学想要的不是繁文缛节，也不是那个小小的红包。提出繁文缛节的人，是他，心里过意不去的人，也是他。不想给他红包的人，是他，想用一生来付出的人，也是他。
“好，我知道了。我明天去见她的爸爸妈妈，要不要换套好些的衣服？儿子，你说我们该穿什么衣服？”
妈妈是在真心向他询问，这一点他是能听出来的。在过去的许多年，妈妈带他买过很多次衣服，也一次次问过他“你今年想要什么衣服”。他不太喜欢妈妈买的那些衣服，后来，妈妈会让她自己选衣服。但他选衣服之前都要先看看价格，然后把一部分选项划掉。
时至今日，当他要帮妈妈做选择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小时候认为的控制以及所谓的控制人的感觉，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快乐。他得到了“控制权”，也得到了这份责任、这份压力。
“我去问问我的同事。爸爸妈妈，今晚我带你们去买衣服吧。”慕正光说的同事是指秘书。按理说他在哪里，秘书就在哪里，秘书是为他的生活服务的，但他不喜欢让人时时刻刻为他提供服务，所以他的秘书都不在启川市。不过，在他需要帮助时，他想到了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