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而突然，波及范围也比较大，受灾百姓人数更是超过二十万，但以齐国对地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度和迅速的响应速度，再加上充裕的财政救灾资金，使得灾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无数的救灾物资和生活用品通过铁路非常及时地运到了灾区，海军和陆军出动兵力总计五千余，配合地方政府数万名志愿人员，不仅及时转移大量受灾百姓，而且还封堵数十处被洪水冲垮的堤坝，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若是大陆秦国或者欧洲各国的政府和官员见了，定然会为齐国这般卓有成效的救灾行动挑起大拇指，暗赞一声好
要知道，在秦国境内，若是发生各种灾情，需要地方先逐级上报皇帝，朝廷派人去勘灾，并且灾情还需够六分灾以上、最后皇帝批复才能进行后面的赈灾行动
以神州大陆之幅员辽阔，这些流程跑一圈下来，大多灾民都早已陷入绝境，要么衣食无着饿死街头，要么背井离乡，逃往外地就食
甚至，在一些灾情极为严重的地区，因为未得诏令，很多官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灾民活活饿死，也不敢私自赈济
即使朝廷召命下来，允许赈济灾民，但囿于窘迫的财政，赈灾力度非常弱，下拨的钱粮也仅能让灾民吊着一口气，不至于饿殍遍地，继而引发饥民暴动之恶事而灾后蠲免（豁免）钱粮税收也较少，最严重的十分灾(作物全部绝收)，也仅蠲免五成左右的赋税
秦承明制，而明延历朝，规定勘灾分为十分，只有六分以上都没了，也就是绝收超过60%才算灾，六分以下不算灾，这个现象叫“勘不成灾”，均不予赈济，由地方自行筹钱粮赈灾
这导致很多接近灾赈等级，但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还须严格缴税，更别提获得任何救济，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扩大了灾荒程度，彰显出传统农业社会灾赈制度的刻板及固有缺陷
比如，“大秦乾元四十六年的北方大旱”，多大点事，不就是气候异常，干旱少雨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绝收
若是秦国内阁和地方政府能响应及时，动员百姓积极抗旱保墒，尽量减少灾情，同时，再从湖广、江西等粮食主要产区及时调拨大批赈济粮，以稳定当地恐慌躁动的局势
然后再宣布对灾情不同程度的府县蠲免（豁免）一定的钱粮税收，安抚住民心如此这般，也不至于搞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灾荒不断扩大，使得整个北方地区的形势恶化得一发不可收拾，造成大量灾民外逃，继而便宜了海外诸夏几个国家，使得他们借机大肆招揽难民运回各自地盘，充实本国人口
反观齐国政府，但凡地方发生灾害，不论是地方总督，还是府县主官，在“情急之势”，可在无需事先奏报中央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