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说严嵩也确实是嘉靖朝的“理财能手”，这也是为什么嘉靖皇帝始终不肯换严嵩的原因。
如果方知府真的上了这一策，那就是朝廷清流的敌人，就算是他不是严嵩的门生，也会被当做严党攻击。
极端化的政治环境中，一旦走入舞台中央，就没有两面派，只有选边站。
严嵩是嘉靖四十一年被勒令致仕的，现在是嘉靖三十四年，一旦方知府被扣上了严党的帽子，也算是四九年进国军了。
凡是对大地主动手的，基本上在明史上的名声都臭不可闻。
就算是出身于清流，也是清流领袖的“明摄宗”张居正，也因为一条鞭法死后被清算。
要知道张居正在任期间，可是上奏皇帝免了江南历年的积欠，可就算是这样依然被骂“与民争利”的酷吏。
也不知道这些抗税的地主，哪里能算得上是“小民”，哪家小民敢拖欠朝廷的税款的。
苏泽想了想，还是将在江南追缴积欠的这一条划去，他想了想，换上了另外一条。
厘金。
这项制度总被认为是满清的发明，实际上宋代就已经有了。
其实如今大明朝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大明朝也是有商税的。
大明商税种的钞关税和厘金的性质差不多，而且征收的也不少，明末已经是仅次于田赋和盐税的第三大税种了。
大明财政的问题，不是没有商税，而是商税征收不足，或者说商税征收成本过高导致的腐败问题。
大明商税主要分成是过税和住税两个部分。
过税，就是过路税，也就是对商品流通环节征税，最大头是钞关税。
住税，则是对商铺店铺、买卖田地交易、酒和醋之类专营产品征税。
比如苏泽从蔡家过户商铺和茶园，就是向官府征税的，而每一间店铺也要定期交店税。
商税的问题就是，在大明腐败的体系下，商税收不到朝廷手上。
原因也很简单，土地是死的，无论怎么隐瞒土地，一个地区的土地也不可能突然消失无踪，如果一个地区土地总数急剧变少，也是会影响当地主政官员考成的。
大明朝的土地是在减少的，但也是历经了很多代缓慢减少的，而不是一下子减少的。
但是商税就不一样了。
到底过往了多少船只商队，进城交了多少城门税，这些上级都是没有办法核查的。
远在京师的户部，肯定不可能知道南平的城门交了多少城门税的。
像是江南地区，商贾进城的队伍都排成长龙，可是交的城门税和福建也差不多。
苏泽提出的第二条方法，就是在倭乱地区征收开钞关，征收钞关税，将这笔钱用来平倭。
不过原本大明朝的钞关税是相当的粗糙，它并不是对货物征税的，而是对运货的船来征税的。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笔货物流转税，不如说是征收的车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