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太祖皇帝也知道，如果失去民心，他的皇帝宝座也会塌圮的。因此，在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上，太祖皇帝认为“民”是“中心”。
几名学者讨论说道。
“太祖皇帝说：联闻天为民而生君，君为民而职臣，臣体君心而问民瘼，宜乎职焉。可见太祖皇帝认为君、臣都是为民而设。”
“太祖皇帝说这是天意。”
“士农工商之所以愿情当差，办纳税粮，使为官者不养蚕、不耕田、不冒寒暑，有衣穿、有饭吃、快活在公房底下坐着，都只是为皇帝设官分职保守他性命。”
“如果当皇帝的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死亡者，当官的用了百姓钱粮，不与百姓分辨是非颠倒，又多科重敛，遇着词讼，又将是的做了不是，不是的做了是，如此不公事，鬼神不肯饶他，必是犯了。”
“太祖皇帝深信所畏者天，所惧者民的信条，终生都是如此行事，可见太祖皇帝爱民之深。”
后世有人说朱元璋背叛了自己的农民身份。
但是他们忘记了。
朱元璋必须脱离原来的身份，才能治理好国家。
是不是农民离开了土地，一定要继续当农民，创办的公司，才不算脱离原来的阶级，这样又如何去创办。
更不去了解朱元璋做的事，做事的背景，以及朱元璋说过的话，并且他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只有“民足”才能“国富”。
只有“民安”才能“国固”。
否则就会“乱由是生”，“祸败遂至”。
“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于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非其性也。”
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一生也是这么做的。
已经能够从人的“情”“性”“欲“的角度考察百姓的好恶、喜厌，并以此作为制定省刑、薄赋、轻徭政策的依据。
这样的品德，放在后世又有多少官员能做到？
有多少官员能把老百姓喜欢的，厌恶的放在心里，并且按照老百姓们的想法去制定政策？
在十四世纪，一个出生在元朝的农民。
已经脱离了原旧奴隶社会的落后观，哪怕是时代的局限性，也已经是有史以来，新中国之前的明君，无出其右。
所以不少的百姓，对于报纸上的生活困难临时求助院不太满意。
因为生活困难临时求助院只针对工人。
学者们也开始了探讨。
比较起普通的百姓，学者们能从全局去考虑，看出这道政策其中的道理。
说穿了。
大明的生产力不足，无法兼顾所有，只能从最需要的群体